寻找远去的足迹

上接 36 红太阳升起的地方

 

串联到北京纯属偶然。
        作为一个初中学生，与当时绝大多数人们开始“大串联”时候的意念一样，韶山是“革命的起点”，是第一站，而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则更我是朝思暮想的事情，尽管不在学校计划安排之列。
        自1966年“八.一八”首次接见红卫兵之后，毛泽东又连续多次于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6次接见红卫兵，在全国青少年心中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红色浪潮，“我们要见毛主席！”千万红卫兵奔走呼号，不顾一切地从四面八方向北京涌去，一时人流为患、交通不堪负荷。
        “大串连”开始时，车票是凭介绍信或学生证在车站指定的窗口免费办理革命小将“大串连”用的特殊车票，并在介绍信或学生证上盖印，以证明你已办理过车票，后来因人太多连这手续也省了，仅凭着一身自做的绿军装与臂膀上的红袖章，就可大摇大摆地出入各车站，理直气壮地成为公款“旅游”者。
        我们好不容易弄来几张返程车票，是开往武汉的慢车，结果到了长沙火车站，看到到处都是进行串连的红卫兵队伍，站内站外人山人海，从车站的喇叭里不断传来各趟列车晚点的消息，只要有列车驶入站台，还未等列车停稳，人们马上挤作一团，不管有无车票，也不按指定车次乘车，不管三七二十一见车就蜂拥而上，车门口更本无法进人，不少人干脆就从车窗里爬进去，我们一行人年小体弱，根本不是那些彪哥蛮姐们的对手，几趟去武汉的车都与我们无缘错过。不得已改变策略，只要是北上的车就跟着拼命往上挤，功夫不负有心人，几个小时后终于登上了广州直达北京的列车，但同学几个被挤得七零八落，毕竟七八个人能挤进同一趟车，同一节车箱内也确不容易啊！
        上得车来仅仅是恶梦开始，座位自然是没有的，整个车厢挤得一塌糊涂，走道里，座位下，甚至行李架上，厕所内，人塞得满满的，空气中散发着阵阵恶臭，更为可怕的是车每到一站，汹涌而至的红卫兵强行打开窗户，又一批人从车窗口进入，使本来就拥挤的空间更加水泄不通，一间厕所竟也能挤进去十几个人。最痛苦的事大小便无法解决，男同学倒无所谓，顾不得羞耻，对着窗外或找一角隙车缝就地解决，却难为那些个别“女小将”，失禁急得呜呜叫唤也没用。我夹在人堆里，无法动弹，脚根本无法着力，有四周的人墙挤撑着你，即便你踡起腿也不会倒下。我还是早上吃了点东西，近一天滴水未沾，闷热加上饥饿，眼前闪现出一片金花，觉得快支持不住了，急忙呼唤身边的李学苏同学，他急中生智的对周围的人大声喊到：“不好！快闪开！这人要吐了！”吓的几位拼命外挤躲避，稍稍让出了一点空间，谢天谢地！让我得到片刻缓解。一看没事，四周又挤涌过来，我再一次陷入血肉围城，我只有伸长脖子，望着车箱天花板昏黯的灯光，随着列车“咣当、咣当”的晃动，任凭肚腹饥肠辘辘，苟延残喘的等待噩梦的结束……
        车到汉口站，因是全国铁路枢纽地，这里集结的人更多，上车难下车也难，疲惫不堪的我们早已无力再去拼搏，也许是火车无法承载只停了几分钟就又匆匆启动，阴差阳错竟促成了我们的北京之行。
        出来十几天了，大家都已身无分文，粮票也只剩下几两了，但我们一点也不慌张，大串联期间这样的事是不难解决的，否则就不会维持那浩浩荡荡的大串联局面了。当时遍布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接待站是专门为这些大串联的红卫兵们借钱借粮和安排食宿的，而且服务周到，组织严密，审批和借钱借粮全在一间屋子里解决问题，工作效率是当今任何时候都无法比拟的，可惜，也许只有在那样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特殊的政治气氛之中，“吃皇粮”的人们才会如此不拖拉地“为人民服务”，借粮借钱的红卫兵们只需呈上学校发的串联证或者学生证一类的证件，写明要借的粮钱数，审批者随便瞄瞄大笔一挥，就可以到另外一张桌子前领钱、领粮票。为此还闹出不少笑话，大串联结束后，沙市市政府收到全国不下千份的欠收条，欠收人均是市委书记曹野和其他几位常委员，沙市不少学生在外借钱粮故意签上市领导成员大名，结果可想而知，只能不了了之，反正都是国家掏钱，从这个腰包到那个腰包，谁也不会承担什么责任，只要有人签欠的的字据，接待者们便可向组织上交账，如此而已。只是我们没有经验，手持的是一张学校开的到韶山参观的介绍信，遇到一些小小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