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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免职”复出挑战政府公信力  

2011-12-11 21:47:33|  分类: 物事聚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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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报道(《南方都市报》)湖南株洲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侃融因一起强拆自焚事件引咎辞职,3个月后仍在任。
        前不久,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中被免职的宜黄县委书记邱建国和县长苏建国悄然复出后,群议汹汹,舆论表现出愤怒、无奈、失望等诸种负面情绪。
        一直以来,官员在造成不良影响的轰动事件后,往往被“大张旗鼓”地免职,然后又偷偷地换一种方式“改头换面”复职或“继任”,难道“免职”成为了“免于处分”的代名词?如此肆无忌惮的官员复出,考验着政府公信力。屡见不鲜的问责免职到复出闹剧,就如同最烂电视剧中滥无可滥的情节。这种令民众寒心的作为,凸显出相关部门、相关领导的真实价值观,凸显出政治伦理的缺失。
        公共事件发生后,官员深谙舆论监督之道,为了暂时从舆论漩涡中走出来,往往态度很“豪爽”——严肃处理、一查到底、就地免职……先给老百姓吃上定心丸。等风头过了,那些“受到委屈”甚至做了替罪羊的官员总要讨个“交代”,于是有的匆匆被安排上岗再就业,为了避免舆论喋喋不休,几乎都会选择“冷处理”,不发公告,尽量低调,偶尔被“好事儿”的网民揪出来暴露出来,便会引发舆论更强烈的反弹。
        就像在“宜黄强拆”事件中,两位完全不得民心的县太爷,因强势搞土地财政聚敛横财,曾不惜制造过震惊中外的多人自焚惨剧,而这二人在赋闲14个月之后,戴上更鲜亮的乌纱帽,走马上任新的领导岗位。
        这已不是个例,2008年2月,辽宁省西丰县原县委书记张志国因派人进京抓捕披露丑闻的记者,被责令引咎辞职,当年11月,媒体披露其履新为沈铁城轨交通工程办副总指挥,这位“最牛县委书记”的复出时间只有“9个月”;2008年10月,“4·28”火车相撞事故后不到半年,胶济线铁路再次出现超速事故,济南铁路局局长耿志修因此被免职,2009年3月,耿志修以铁道部安全总监身份复出算下来,他的复出时间是“5个月”;2009年10月,广州海事法院院长罗国华因出国“豪华游”被免职,但仅仅两个月后,他又被任命为广东省政协副秘书长……真可谓下课时一片嘘声,再上课时“悄悄进村”,这些语焉不详的“复出”,俨然成为新官场拍案惊奇。
        事实上,在公众已然对官员“带病”复出“审丑麻木”的现实中,行政监察法修正案草案中对官员复出程序的明确,无疑从一开始便伴有不可回避的考问与考验。此前能够在民意的强势反弹中神奇“复出”的官员,无一例外地“符合规定”或“不违反规定”,那么,“官员复出程序”会不会专为这些人找到了明确的理论依据?
        尽管官员复出程序不能解读为“必然复出”,却可能由此使得一些人无后顾之忧,“反正是要复出的”。官员问责制最大的制度性困境还在于,其启动者、主导者都是官方,这也是屡屡爆出问责闹剧的一个无法克服的原因,进而也陷入了官官相护的民间追问。
        其实,最根本的是,无论是问责还是复出,都应当以民意为标准。毕竟,公道自在人心,民意,这一旁观者对于官员问责制做了最深刻、最直观的评判,官员问责制的推进过程中,民意分量的加重,某种程度上远比制度设计的完善紧要得多。
        仔细看,复出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平级调动的,如汶川大地震“全国哀悼日”期间公款旅游的山东省滨州市工商局 原局长邵立勇,被免职半年后复出任威海市工商局局长;有“协助”工作的,如“黑砖窑”事件中被撤职的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复出担任县长助理,“协助”分管工业、环保等工作;有降级易地任用的,如“瓮安事件”中被撤职的瓮安县委书记王勤,半年后复出任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追问起来,总以“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为借口,问责的板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政府没有底线、忘记原则地“保护”这些害群之马,并想方设法为他们“找一个位置”。于是,“免职”成了愚弄舆情的虚晃一枪,成为帮助问题官员暂避风头的“组织关怀”。这种对权力既得者 “问”而不“责”、“调”而不“查”的宽容,与某些官员子女野蛮挤掉竞争者、赢得“萝卜招聘”等现象“相映成趣”,背后均隐藏着用人不公、官官相护的大问题。
        如果把“免职”“撤职”“开除公职”放到古代中国的话语体系中,其实更容易区别。在古代,对免掉官员职位的处置,一般有两种:“冠带闲住”和“削籍”。 “冠带闲住”是指某位官员的职务被免掉了,但其官员身份和相关待遇还在,他在闲住故园时还可以穿着相应级别的衣冠参加社会活动。也就是说,宜黄县太爷官袍上绣一只“鸂鶒”(清代七品文官补服上的动物图案)资格还在,那么“不闲”的时候,复出再担当重任,毫不稀奇。而“削籍”就不一样了,古代士人做官后取得了 “官籍”,就和“百姓”有本质区别了,犹如“国家干部”和一般群众的区别。一旦削去“官籍”,就等于让其回到老百姓的队伍里去了,一般是犯了大错,甚至可能接下来就是司法追究了———因为不能将一个还有官员身份的人关进监狱吧,总得先剥夺其“官籍”,此举大有“刑不上大夫”的古意,和今日“开除公职”“开除党籍”类似。如果是“削籍”,那再要复出为官,就千难万难了,没有特殊的机遇,几乎不可能。
        参照古例,对邱、苏两位“强拆”大爷的处理,很显然就是“冠带闲住”。广大公众不满意,认为处理太轻,有人甚至认为是“保护性免职”。滥用公权力的成本如此之低,很难相信会有什么威慑力,也很难相信“宜黄事件”不重演。
        诚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对于犯错的官员不能一棒子打死,但也不能轻易给其官复原职的机会。官员犯错不比民众犯错,即便“宽容”也当有个底线。此外,“复出”应有明确的理由和严密的程序,为何复出、怎样复出,与问责需要可靠的制度一样,复出更需要经得起推敲的制度。公众将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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